注:本文内容摘取自刘曦林先生的文章《重霑雨露的老花——于非闇及其工笔花鸟画研究》
于非闇(1889~1959年),名照,字非厂、闲人、老非,北京人。清末贡生。曾任北京画院画师,中国画院副院长,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北京市人民代表,市文联常务理事。是20世纪北方工笔花鸟画的杰出代表,其工谨明丽的工笔画风,继宋画之周密不苟,扬现代之审美时尚,堪称“于派”而不绝如缕。
于非闇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农历三月二十二日(公历4月21日),于非闇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诞生。于家本是汉族,祖籍山东蓬莱,自曾祖父起移居北京。其父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,其母为满族人,姓爱新觉罗,故后来从母为满族。他初名魁照,号仰枢,后改名照,别号非厂,非闇、老非,以号非闇名世,曾以“闲人”为笔名,堂号玉山砚斋、华萼楼主。
于非闇在《自我介绍》中说,“我本来在十七八岁的时候,学习些工笔花卉,五六年的光景,只学会了怎样调制颜色,怎么配合衬托,不过在那时,我对宋人的画,已有相当的认识。”这是说他从民间画家王润暄学画之始,是自工笔起步的,这位启蒙老师擅工笔花卉草虫,尤以画蝈蝈闻名于世,对他终生的艺术样式都产生着影响。此后,于非闇曾广泛地涉猎过山水、花鸟,工笔、简笔,以半工半简、勾花点叶的花卉居多。自1935年始,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,把艺术的重心移向了工笔花鸟画,并且为自己规定了研修工笔花鸟画的“日课表”。这艺术的转化是由博及约的艺术规律使然,也是艺术家发现把握自己的结果。从外因讲,除前述时尚的变化、启蒙教育埋下的种子之外,张大千对他的启发亦不容忽视,包括其水仙花姿都有张大千的影响。于非闇与张大千有莫逆之交,于曾为张代言与徐燕孙笔战,张亦关注于之艺术。据包立民先生考证,张大千曾劝他弃小写转工笔,专攻双勾花鸟画,并配以瘦金书题款,于非闇听其劝,遂致力于此。他从明末陈老莲上溯两宋五代的双勾花鸟画,继专学宋徽宗,并以其栽花养鸟知识从事写生,研究丝绣、缂丝和民间绘画的艺术特色,逐步形成了于派工笔花鸟画的样式和语言。
于非闇作品《富贵白头》
艺术,是一种不断传承也不断变革的审美活动,于非闇对于宋代绘画亦如是,他并不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把宋画移植到今天,他在学习宋画的同时融入了他自己的审美愿望,融入了他自己养鸟莳花时的感受,融入了他自己的个性。在他的画里几乎寻不到失意的牢骚和反抗的发泄。历史的更迭,战争的骚扰,母病妻逝,子女待哺,给他带来过生活的窘迫,但他在白天教书、夜间书画的紧张生活中克服着,他有养花、养鸟、听戏的嗜好,他也以书画充实了自己的人生,仿佛他始终有一颗明丽的心,就像他自己所说的“善嬉戏”、“有童心”,坚信人生还有着美好的一面。
于非闇作品《喜上眉梢》
一般说,工笔画侧重于现实动植物的真实描写,而易流于板刻,但于非闇的画却寓理想于写实之中,通过“形而下”的刻划给人以“形而上”的感染。他非常重视写生,甚至于逐日记录花朵开放的程序,但他却逐渐缩短写生的时间,而予以更多的观察和默写,就是为了强化精神上的体味和化育,使对象闭目如在眼前,下笔奔来腕底,达到妙造自然的境地。他说,“我的创作方法,自始即是利用作文作诗的方法从内容出发,首先在构思上要创立新意。”这种创作方法,使其作品工于笔而精于意,出于自然而美于自然,避免了一般工笔画工谨流于板实,繁采失之寡情的弊端,而进入精神的境界。老舍夫人胡絜青评论说,他打破了历史工笔画的宫廷气和书卷气,打破了历来工笔画的宁静气和沉闷气,而带给人们亲切的美,动态的美,极度完美的美,这正是于非闇后期所追求的美的理想。
于非闇作品《叶硬经霜绿 花开映雪红》
无论工笔、写意都以精神的表现为最终目的,然而从制作和技法来讲却各有其难。工笔之难在工,它相对要求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事物的形态、结构和色彩,不允许有糊涂之事和偶然的误笔,也要避免刻板实腻。于非闇这位主要靠自学、自悟起家的画家为此付出了难以形容的艰苦努力。他的每一幅画既是其全面修养的结晶,也是一针一丝缝绣的彩练,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华屋。他通过研究、熟悉花鸟的形态、性情、结构;通过写生、默写的锻炼,笔墨和设色技法的学习构筑艺术创作的地基;待到创作时,又经过构思立意,起稿,落墨钩勒法、钩填法、没骨法,或钩勒与没骨结合,或穿插使用钩花点叶法和点垛法……他的画看起来是那么单纯,那么鲜明,但每一幅画都是一个丰富的大千世界。于非闇作为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开路人之一,在现代画史上树起了一面光彩照人的丰碑。于非闇说他的画是“一枝重沾雨露的老花”,从整个中国工笔花鸟画史的角度来看,他确实赋予了这枝老花以新的青春。